在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时代，人们很容易被纷至沓来、几近爆炸的各种信息所淹没。处此情境之下，人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，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自身的清醒认识。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将这种心智品质称作“社会学的想象力”，并认为，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的想象力。有人会说，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天分的东西，韦伯有，费孝通有，没有这个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认命做技术活。还有人会说，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艺术灵感的东西，可遇而不可求。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，事实上，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玄虚。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，除此之外，历史视角是另外一条重要途径。
社会学家彼得·伯格说过：“社会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，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。”举例而言，“爱情是婚姻的基础”是现代西方人的一种信仰，但我们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，丘比特的神箭似乎并非由男女之间不可阻挡的狂热情感所驱动，而更多受阶级、教育、种族、宗教背景等因素影响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伯格将“揭露”视为社会学的主旨：社会学对人们视作当然的一切说法都表示存疑，以审视的眼光揭穿人们用来相互掩饰自己行为的各种借口。在此，伯格凸显的是社会学的批判性。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，则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，是将个人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建立联系的能力；当人们这样做时，必然会质疑过去视作当然的现象和说法，也必然会从个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产生批判性思考。因而，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批判性，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
不过，就在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，那曾在社会学先辈大师作品中大放异彩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渐式微。在我看来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社会学与历史学渐行渐远。社会学是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，可谓“出身”于历史学。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社会学与历史学出现了分裂，这主要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论的影响：对习俗和制度的解释，由过去依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，变为依据其社会功能。结构功能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日中天，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，致力于以因果律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。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，主流社会学沦为现实的卫道士。然而，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现代化成美国的翻版，那么过去（历史）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？
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，已如上述；那么，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的想象力呢？对于社会学而言，采纳历史视角主要是要回答“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”。毫无疑问，连接“过去”与“现在”的，是那些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、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。但是，究竟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“只此一次的历史”？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“只此一次的历史”的各种限制条件时，他们就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、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。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，其合理性便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。现实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，但现实也不必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今天，人们大都栖身于城市，将一天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，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，空间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……总之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，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。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，人们习以为常，并沿着这一方向（功效性增强）继续向前推进。
我们必须意识到，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；如果社会学家只把关注焦点放在“既成的现实”上，社会学就只能让自己立足于非常褊狭的基础之上。这一褊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，却会使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所指出的“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”这一智识前景越来越远。唯有保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研究，因其对现实的批判性，才有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知识，并最终将社会大众武装成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行动者，以增进人类的福祉。
（作者：卢晖临，单位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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